刘曦林:现实与人文关怀——油画艺术精神杂谈

2014-03-04 14:30:10 来源: 新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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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林,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我喜爱油画风景与静物,就如同喜爱中国山水与花鸟画。

        我喜爱写意的艺术,徐青藤、八大山人的作品如同莫奈晚年的睡莲击着我的神经而令人陶醉。

        但德拉克洛瓦的《希俄斯的屠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蒋兆和的《流民图》、丸木夫妇的《原爆图》,又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令人震撼。现实的人生、悲剧的力度,又有风景与静物画难以替代的精神感染力。

        艺术原本就是这样丰富多彩,世界有多么丰富,艺术就有多么丰富。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只是根据个人可能性选取其中一个局部的视角,展开世界的一个侧面,表达艺术家某一方面的人文情怀。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地以个人可能性适应社会广泛需求的时代,许多艺术家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社会、人生、时代的呼唤,常常令艺术家作出超乎寻常的抉择。当毕加索的家乡遭到法西斯的轰炸,毕加索放下了他偏爱描绘美女的画笔,产生了震惊世界的杰作《格尔尼卡》。我在西班牙看到了它的原作,在电视上看到了它的复制品至今挂在联合国总部的壁面上。我看到丸木夫妇创作的小型雕塑,看到丸木位里展销的水墨小品,但《原爆图》、《水俣图》、《南京大屠杀》却是他们代表性的艺术图像。是这些代表作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垂之永久。

        中国的艺术家也是这样。记得 1993 年在东京举办的日中美术研讨会上,一位日本美术评论家谈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东方油画的趋势时说:就艺术兴趣的角度,东方人喜欢欧洲的后期印象派,但社会选择了写实主义。这亦如油画在中国落根的20 世纪 30、40 年代。油画的这种选择正如中国画的第一度论争——康有为、陈独秀们在“五四运动”前后就认为,文人画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不无偏激地几乎全部否定了文人画,从美术史的角度表现出无知和武断。但他们认为如同文学一样,只有写实主义才能表现艺术家的个性与天才,实际上是认为只有写实主义才能适应时代对艺术的呼唤,才能使艺术贴近现实、贴近人生。“只有写实主义”是偏颇的,但无疑写实主义却是最为贴近现实与人生的手段。所以,在 20 世纪 30、40年代中国油画家对写实主义的择取并不是和世界兴起的现代主义接轨的产物,而是和文人写意的雅逸格调相对应的艺术思维,从根本上讲又是灾难多重、战争频发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产物,是艺术家渴求改变社会现状、救助人生的时代选择。

        打开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油画的史书,我们看到了李铁夫的《蔡锐廷就义》,林风眠的《人道》,徐悲鸿的《徯我后》、《田横五壮士》,王悦之的《台湾遗民图》,徐幸之的《逃亡者》,余本的《奏出人间的辛酸》,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等,都是艺术家们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走向社会人生的力作。这些作品触动着社会神经,其悲剧的背后是崇高,是他们对人之为人的关心,是真、善、美的理想期冀。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些悲剧性的作品将人被异化的惨状呈现于视觉艺术,是属于批
判现实主义的,其感人的深沉力度是喜剧不可替代的。

        虽然写实主义不是贴近人生、现实的唯一手段,但中国写实主义的这段历史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永远光辉的一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叶,写实主义以其贴近人生的真实性、形象塑造的丰富性、整体气局的凝厚性显示出独特的表现优势。普通民众特别是工农兵的形象以正面歌颂的审美标准成为艺术对象的主角,出现了《给模范饲养员照相》(韦启美)、《天安门前》(孙滋溪)等许多令人感到亲切的作品,特别是罗工柳的《地道战》、詹建俊的《狼牙五壮士》等革命历史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从艺术思维的角度而言,批判现实主义转换为歌颂式现实主义,并有许多优秀作品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油画的第二个盛期。值得反思的是现实主义被限制在颂歌模式之中,已经出现了粉饰现实的倾向。艺术家以共性的审美需求取代了独立思考,思想和幻想的自由受到制约,艺术语言亦未得尽兴发挥。对战争岁月的艰苦性真实描绘被批判为暴露革命战争残酷或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表现。极“左”政治对现实主义的扭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向极端,油画艺术语言的坚实、雄厚、凝重感被浅薄、庸俗的油滑感所取代。我不同意将这种思潮、样式在后现代政治波普陈列中作为中国油画、中国艺术的代表,但它确是永远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在新时期之初,《父亲》(罗中立)、《为什么》(高小华)、《春风已经苏醒》(何多苓)以西画语言创作
的连环画《枫》等等被称作伤痕美术的这批作品,以及质朴的乡土风情绘画的出现,代表着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也象征着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关注人生、关注现实、关注历史、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直面人生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触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神经,《父亲》尽管在油画技巧上尚属稚嫩,但它作为全中国人民有着辛酸血泪历史的父亲被文化学者、社会学家所看重并不是偶然现象。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尚扬的《爷爷的河》等以朴实亲切的人情味表现了中国艺术家对人生的关注,寄托着深情的人文关怀精神。《国魂——屈原颂》将写实语言与浪漫思维的融会,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深层上研究、发现、继承中国人文精神的深入表现。油画在当时被看作中国美术思想解放的代表、敏感地触及社会神经的代表、出精品力作的代表,中国油画亦由此走向它的第三盛期。

        近几年,不能说没有好作品,特别是油画技巧的深入与拓展,个性化风格的独特性探索,艺术的表现性与抽象性的发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油画家们在对原汁原味的西方油画再学习的过程中,同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痴迷,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东道”与“西器”的化合,其深度决不在美术史论家或国画家之下。“中国油画”意识的日益明确使其自具民族特色已经自立于世界画坛。中国油画受到西方评委的高度评价也足以证明当代中国油画水平的提高。

        但是,油画家们在关注艺术技巧、个性化样式之时,是否已经弱化了对社会神经的敏锐性关注,是否淡化了人文关怀的热情,是否由此削弱了精神性的深刻表现?中国油画的优势是否能够保持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在这种情势下,世界后现代主义思潮涌来,绘画与雕塑等传统艺术正面临着科技化新媒体和行为表演等前卫性表现手段的挑战。但我相信,正如在中国画前途论争中朱乃正对我所说“没有穷途末路的画种,只有穷途末路的画家”。同时我也相信,任何现代科技化手段可以简省我们的体力消耗。但并不一定强化精神的含量和文化的深度;现代化的媒体永远不能替代通过我们的脉搏和手温传达到画布上的激情;也可能,越是科技现代化,人们愈是有更多的余暇从事手绘的艺术,愈显手工操作的珍贵。需要思味的是,任何一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持续,或者在其推陈出新的过程中,从来不限于材料、技法自身。如果它淡化社会现实人生的表现,也会被社会现实人生所淡化。它只有在持续关注时代、社会、人生的同时,相应地调整其艺术语言与艺术材料,才能使这一艺术样式保持其青春的活力。因此,在我渴求精湛的风景、静物等抒情诗篇的同时,也希冀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高扬,期盼它人文关怀精神的深化。或许,这正是中国油画优势所在。(摘自《新时期中国油画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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